接上篇

论争无可观，余韵费思量

《灵素商兑》与《群经见智录》（学苑出版社2007。4出版）两书主要内容即如上所述，依照思维惯例，像这样一场影响甚远的笔墨攻守战，总该有一些值得品评的论争焦点吧？诚然，余云岫批驳《内经》“无有一节可以为信”，恽铁樵起而应战，著有“吾欲说明《灵素商兑》无损于《内经》，亦非于《商兑》加以诋毁”如此这般文字，若将这些内容算作论争焦点的话，则《群经见智录·<灵素商兑>第十六》已经表述明白，不必赘言。若仅止于此，则这场论争并无甚可观，因为余恽二人都认定对方“未能抓着痒处”。然而，这场论争所以能引起持久的关注，正因为其不止于此。

余云岫从阴阳五行、藏府经脉、病变病原和切脉四个方面论证《内经》一无是处，其核心指导思想是“以今日之学问绳之，则与此异矣”。 中西医本源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、话语体系，若以其中一种为金标准去衡量另外一种，势必会存在诸多不通之处。犹如武大郎开店，伙计都不能比掌柜的高，简单、霸道姑且不论，难道所谓“金标准”就一定是终极真理么？余云岫用以诘难《内经》的西医知识，在今天看来，许多内容失于简单，甚至于谬误。这种情势之下，拥护中医的人往往会感情冲动，指责余云岫的浅见。然而，这种村妇对骂式的反唇相讥同样流于浅薄。

恽铁樵并无反唇相讥式的争辩，倒是藉着余云岫发难的时机，对他所认为的《内经》根柢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，由此可见恽铁樵对话语主动权的微妙把握。余云岫以一个“真理在我”的挑战者姿态发话，自然是盛气虎虎；恽铁樵作为一个被动的应战者，不作“村妪之骂人”，而是先求自身根柢明了。正是由于此，在这场论争中，恽铁樵对着力要点、思维模式、话语表述的选择，才能依然保持有自身的主动性，对于中医学术上的贡献也就不仅仅是一次口舌上的取胜。比如对《内经》发源、成书、读法的论述，突破了长期以来盲目尊经的痼习，开拓了新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；对易理、太极、五行的研究落实在四时阴阳变化上，摆脱了神秘、诘屈，让人容易理解和遵从；尤其是提出《内经》之五藏，非血肉的五脏，而是四时的五藏、气化的五藏，不单是对余云岫用西医解剖学知识诘难《内经》的有力回应，同时也是澄清了自《内经》起历代医家一直存在的认识及表达上的混乱，为以后中医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坐标。[1]

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此后的80多年中，也就是说直到今天，中医界都难得有话语主动权，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寻找依据时，不得不费力地借助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余云岫以西医为标尺衡量中医，将中医内容强行塞入西医知识体系，身为局外人时，我们会了然于这种研究方法的不当；当我们是局内人的时候呢？比如影响甚广的中医教材对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的阐述，诸多科研项目比如经络、脏腑、病机等方面，是否避免了余云岫式的错误？比如各领风骚没几年的黑箱理论、控制论、系统论、信息论等等花样翻新的理论，用以证明中医的先知先觉和博大精深，难道不也是余云岫式的错误么？中医界什么时候才能重现恽铁樵式的主动姿态和研究思路？

行文至此，无论内容 、结构，还是文章气势，都似乎可以就此结尾了，然而，心中尚堵有两大疑团：余云岫为什么汲汲于批驳《内经》，废止中医？中医存废之争为何如此引人注目？答案似乎要从这场论争之外去找，不妨再续笔墨，一探究竟吧。

中医存废之争的背后

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惨败，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，所有中国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残酷的现实：一贯自居天朝大国，自以为处于文明输出位置的大清帝国，真的被“岛国虾夷”打败了！从那时起，承传了几千年的心理优越感算是彻底粉碎了，由此而来的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，成为一种浓厚的阴影，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，其余绪一直绵延到今天。严复所译《天演论》中的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，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国人感触里，有着更深切的社会意义。在强大、先进、富裕、文明的西洋东洋高压刺激下，中国土地上的一切都显得卑猥、落后、穷酸、腐败，也就是恽铁樵所感受到的：“晚近欧亚媾通，我黄农华胄，在在相形见绌，几无一长可录。”由此一转，倒是激发起了国人救亡图存、富国强兵的热情，比如《陈氏太极拳图说》，本来与思想、政治等社会思潮方面风马牛不相及的一本书，在陈鑫自序中竟也有如下这般文字：“上可为国家御贼寇，下可为筋骨强精神。”那些身处社会思潮前沿的人，更是激情澎湃，而改造中国的参照，自然是让我们畏惧和仰慕的西洋东洋，“言非同西方之理，弗道；事非合西方之术，弗行。掊击旧物，唯恐不力，曰：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”（鲁迅，“文化偏执论”，《坟》）。留洋归来的人，无论西洋还是东洋，都一门心思鼓吹“全盘西化”。“全盘西化”俨然已为当日中国“新青年”的信念和努力作为。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个时代的名人，除了拖着长辫的辜鸿铭、晚年的严复等少数几个，几乎都持这种论调。

西洋归来的，欢呼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，那么东洋归来的呢？近代日本的富强从1868年明治维新，全面引进西方文明开始，而在此之前，恰恰有一段历史时期是废止汉医，引进西医，全面推行新型医事卫生制度。对于当时急于给病入膏肓的中国开药方的留日青年眼里，“废止汉医→推行西医→明治维新→国家富强”就是一条明摆着的因果链。比如鲁迅，就曾经认为“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”（《呐喊·自序》）。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归国的余云岫，或许是基于同样的认识，于是选择了倡言医学革命以促进社会革命的努力方向。而医学革命的第一步，当然就是废止中医，“旧医一日不除，民众思想一日不变，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，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”（余岩，《医学革命论》二集）。而废止中医的第一步，最为快捷有效的，当然就是摧毁中医历来奉为群经之首的《内经》，按照余云岫的说法就是：“堕其首都也，塞其本源也。”由此，《灵素商兑》的出版，“废止旧医案”的提出，都不过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在“全盘西化”思潮的影响下，中国几乎所有传统内容都在被打倒、摧毁或改造之列。比如我们最熟知的一个口号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影响至今的文字拉丁化（文字拉丁化的目标没能实现，倒演变成了成效甚大的推广普通话，也算是恶树之善果吧）等。还有许多淘汰掉的传统内容，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，早已不为人所知，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我们还能有幸了解其中一点恍惚的影像。比如阴阳先生，在余云岫极力倡言医学革命，新型卫生行政制度不断拓展空间的时候，遭受着更甚于中医界的生存压力，其为争取生存机会而发出的申诉，在中医界人士听来，恐怕也会心存戚戚然：“民思维再三，坦白无过。兹操斯业三十余年，学术与经验不负斯职。吾国文明落后，鬼神之说始终未泯，若认鬼神为乌有，破除迷信，吾国民奚又尽具避鬼敬神之心理。民操斯业，疏不危政治，扰民安，坏风俗也。盖吾国政治有革，心理未革，破除迷信，固属建设，然民一不宣传，且不广告以招来者，似此类事，找民问津，非民随处行诈术拢财可比语。夫社会之演进，优者胜，劣者败，哲理也。社会不需要之事业，自有天然淘汰，终归消灭，亦毋庸急极取缔也。”（转引自杨念群，《再造“病人”：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（1832—1985）》）虽然这最后的申诉之声让人动容慨叹，阴阳先生这种职业，终究还是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了。

有时总忍不住想像这样一幅画面：战场，一番或促或缓的战事之后，败者或亡或降，大部分地方归复平静（或者说死寂），竟有那么一处地方，竟有最后一批坚守阵地的顽抗者！本不算激烈的交火，在周围一片死寂的映衬下，倒像一场惊心动魄的激战，于是，在后人追溯性的重构中，就特别凸现了这一场面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医存废之争所以能够凸现于历史语境，其原因或许就是，在中国几乎所有传统内容都溃败湮灭的背景下，中医扮演了最后顽抗者的角色。由此不禁要问：中医能够顽抗的实力基础是什么？

从本源上说，医学是一门应用技艺，但由于其微观上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，宏观上关乎国计民生，并且其学术构架兼及实用与义理两端，故而医学既有工具性浅层文化的特点，也包含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的特点。由此就决定了其自我稳固性，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尤其能够凸现这一点。

比如中医，在其自身历程中，有许多实用技术层面的东西，如砭法、三部九候脉法等，都逐渐淘汰了，但由于有其明了的学术疆界划分和义理方面的承传，使得中医自身绵延不绝。恽铁樵在《伤寒论研究·自序》中，反思日本汉医衰落时说：“又于医学太初第一步亦不甚明了，意者东国中医衰落即以此欤？”也就是要明白自身学术的根柢性问题，“若夫号称中医，于《内经》之学理全未领会，是于自身未能了了，乃采用一二种西药以自炫……若技止于此，则吾中医当去淘汰不远矣。”当义理方面受到冲击，比如这场中医存废之争，深层文化的东西受到根本性的质疑时，中医又能借助其工具实用性坚守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广大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就是中医赖以自守的最坚实基础，“社会不需要之事业，自有天然淘汰，终归消灭，亦毋庸急极取缔也。”

结语：以史为鉴，放眼风物

时光流逝，余云岫与恽铁樵的那场论争早已成为历史，“废止旧医案”引发的全国规模的中医生存发展抗争也早已成为历史，此后还发生了许多围绕中医话题的事情，也已经成为历史或将要成为历史，或将被湮没，或将被记忆。2006年这场关于中医存废的口水战，重新提起了20世纪上半叶那场引人注目的论争，似乎有继承其余绪的意味。但这次口水战，无论是拥护中医者，还是反对中医者，总体说来以外行人为主，争论也多流于表面，或者仅近于情绪化表态，少有学术性的深度研讨。虽然如此，却仍然值得中医界人士重视和深入思考。

能够使得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面明确表态，这就已经显示出了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传媒的强大力量。而这场口水战的参与者，以青年人为主体，这是中国网络特点所决定的。许多参与者曾与中医有过接触，当时受益与否决定了此后对中医印象的好坏，进而影响到了在此口水战中的表态；即便那些对中医没有任何了解的情绪化表态者，其表态也能够影响到其他人对中医的直观感觉。在未来的几十年之内，这些网民必将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，无论他们将是中医的消费者、拥护者、从业者，还是背离者或反对者。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民众的健康理念不断变化，对于中医的潜在消费期许必然更加丰富。如果不想使他们成为中医的背离者和反对者，中医界就应当尽量满足这种消费期许，而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就是达此目的的不二法门。

这场口水战牵涉到的中医各个领域，如药材生产、中医院办院模式、中医教育传承等，几乎都面临诸多危机，而其中最核心的危机是——正在丧失自身传统和独特的医疗模式。当前，几乎所有中医院校都在大力宣传本校有多少教授、博导、学科带头人、重点实验室，几乎所有中医院都在大力宣传本院有多少先进仪器设备、主任医师，而当仔细阅读更详细的内容，却会发现这些教授、博导、学科带头人、主任医师的个人简历中多是各种头衔，发表过若干篇论文，出版过若干部著作，主持过若干项某某级别的科研项目，唯独缺乏民众最关注的一点说明：此人的中医临床水平如何？余云岫不遗余力掊击《内经》，却也承认“四千余年来之经验，诚有不可厚非”，恽铁樵为《内经》辨言的底气也正是来自于临床实践之有效，而普通民众话语和期许里的好中医也都是临床技能过硬的形象，这就是最切实的社会需求，也就是中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底层也是最坚实的基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周鸿飞

2007年3月22日于南阳

huliqiankun@yahoo.com.cn

引子：2006年的中医存废口水战

“告别中医中药”，一篇本是发表在学术期刊（《医学与哲学（人文社会医学版）》2006年第4期）上的文章，在2006年的互联网上，却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。随着不断转载、点击与跟贴，“以文化进步的名义，以科学的名义，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，以人道的名义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”，在这颇显豪迈与坚定的口号声中，展开了一场围绕中医存废问题的口水战。褒贬是非姑且不论，单这热乎程度就足以说明，中医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问题，终于不再只是局限于学院、学术和学者的小圈子探讨，而是坦白于大庭广众的视野之中，于是揪动了更多国人的心。而“韩国欲将中医改称‘韩医’打包申遗”的风传，更是刺激了国人敏感的神经，对这场口水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随着各种媒体的不断关注与介入，战火也就顺势从互联网烧到了现实社会中来；原本就存在的学术性探讨，也越发地热火起来。及至2006年10月，火上浇油般的一篇“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”，终于使得国家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代表政府意向的国家医疗行政机构出面表态，有效地阻遏了事态的再扩大。虽然口水战不再如前般激烈焦灼，但并没有完全停息，或者说，只要中医的现实困境问题仍然存在，思考和关注就不会停止，不会像旋风一样地过了就了。

在这场口水战中，有一历史片段被不断追溯，并作为当下争论的参照，抑或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史实，那就是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医存废之争；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被不断提及，若简单二分论战双方的语境，可以说是毁誉两重天，这个人物就是余云岫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余云岫及《灵素商兑》

余云岫（1879—1954），名岩，字云岫，号百之，浙江镇海人。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，1908年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，1911年回国，1913年再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，1916年毕业回国。先后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、商务印书馆编辑、上海市医师公会会长、南京中央卫生委员委员等职，在医政两界颇有影响。据余云岫自述，“乃于民国三年草《灵素商兑》，荏苒三载，于民国六年出以问世。方谓此书一出，世之盲从荒唐、诞怪、迷信、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，可以唤醒其醉梦，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，不可为训，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。”（余岩，“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”，《余氏医述》二集）1917年出版的这本承载了甚高期许的书，搅起了中医存废之争的漩涡。余云岫身处其中并颇为自得，成为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，倡言医学革命的中坚人物。虽然此前已经有人在反对中医，比如俞樾就写过《废医论》，但都不及余云岫系统、彻底而坚决，由此开始了中医理论层面引人注目的争辩。更由于1929年提出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”，使得当时全国中医界一片哗然，进而掀起了有组织的生存发展抗争，中医存废之争也越发激烈起来。

就是因了这样一本书和一个提案，此后数十年间，余云岫一直是中医界的众矢之的，而他的诸多学术努力，比如详细梳理中医古籍而著《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》一书，就难得有引人关注的可能。在一遍又一遍的追溯与语境重构中，“余云岫”就逐渐固化为一个反中医的标签式形象。由此不难理解，在余云岫已经作古50多年后的2006年，“余云岫”仍然会被拥护中医者当作反面典型提出来并进行措辞严厉的指责；针锋相对地，反对中医者会把他高调奉为“近代杰出的医学家”。而被吐满唾沫星子的那本《灵素商兑》，却几乎没有人了解其具体内容，论战双方都不免流于表面，流于感情，流于标签化。能否先按下心来，打开《灵素商兑》，看看余云岫到底写了些什么？

《灵素商兑》，灵，指《灵枢》；素，指《素问》。虽然书名中的“商兑”一词颇能彰显学术探讨的意味，但全书10个部分，2.6万字，却并不像书名这样的温文尔雅。

“自叙第一”假借友人问难，在一问一答中，表明本书意在揭批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的谬误之处，“撷其重要而尚为旧医称说之中坚者而摧之”。《内经》“无有一节可以为信”，为四千余年杀人之祸根，故当歼灭之，“堕其首都也，塞其本源也”，“扑灭一切不根之虚说，导来者以入于科学实验之途，以今日生理、病理、医化学、药物学等研究法，发我宝藏，或有闪烁宇宙之望乎已而已！”

阴阳五行是灵素全书的“推论之根据、演绎之纲领”，若能击破，则“灵素全书几无尺寸完肤”，故“阴阳五行第二”论证医出于巫，而阴阳五行出于阴阳家，由此认定阴阳五行之根本恍惚无凭。进而以当下对大气环流的认识，证明阴阳学说之谬误疏陋；以印欧“地、火、风、土”四行及当时八十种物质元素的认识，反证五行学说的不可靠。

“五藏六府第三”、“藏府生理第四”、“经脉络脉第五”、“十二经脉第六”、“手脉详考第七”、“病变第八”、“病原第九”及“切脉第十”，以当时西医关于人体解剖、生理、病因、病理的认识，证明中医藏府经脉、六淫致病、切脉诊病等理论的错误百出、荒谬绝伦。这样一路论证下来，结论当然是灵素全书一无是处，尽皆荒唐、诞怪、非科学之论，而旧医之可废亦在逆料之中了。

《灵素商兑》出版之后，中医界为之震惊，“今日中医界中人，道及余云岫三字，辄为蹙额”（恽铁樵，《伤寒论研究·自序》），一时之间却也没有什么应对办法。余云岫曾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同事，说：“阁下总无由为灵素辩护。”而这位当时已经颇负医名的同事，回信似乎答非所问：“但能澈始澈终，明了其理，自足成一家之言。”及至十年之后，余云岫仍然认为：“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，作旗鼓相当之论战。国中士夫，凡具有学问思想，解学问径路者，见吾之说，亦皆不能为旧医辩护，固已深知旧医学说之不可信矣。”而一位名叫杨则民的中医界人士，印证了余云岫不是自诩：“余岩《灵素商兑》出世十余年矣，吾医起而与驳诘者，除恽铁樵氏著《群经见智录》、《伤寒论研究》等书以自建所信且以辩难外，绝无旗鼓相当之论文出世。虽有短篇与余说相抗，然都搔不着痒处。”在这十年内几无应对之策的中医界，毕竟还是有一个人做出了反应，那就是恽铁樵，余云岫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恽铁樵及《群经见智录》

恽铁樵（1878—1935），名树钰，字铁樵，别号冷风、焦木、黄山，江苏武进人。1906年毕业于南洋公学，1911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员，次年开始主编《小说月报》，以翻译西洋小说而蜚声文坛。1916年长子因伤寒而殇，次年二子、三子也相继因伤寒而夭，接连丧子之痛使之锐意学医，问学于沪上名医汪莲石、丁甘仁先生，医名渐起。当接到“在商务书馆同事数年，虽无交情，亦绝无恶感”的余云岫颇有挑战意味的来信时，恽铁樵觉得“余所欲言者，初非八行笺纸可以了事，且余之所欲言，皆古人所未言，苦无书可以佐证，故竟不答复也。”（《伤寒论研究·自序》）那么，面对危及中医根本的挑战，恽铁樵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到底想说什么呢？

恽铁樵认为，“夫灵素者，为医学之祖，而藏府部位不明，体功作用不晓，安得不受攻击？纵余君不言，他日亦必有言之者”，因此，当务之急，不该是如村妇对骂一般在口舌上较胜负，更不该是仅于余云岫个人而生恶感，而应该是“从学术进退大问题着想”，也就是要探求中医根柢之所在，理解“中医毕竟是底样一回事”。针对余云岫对《内经》的发难，恽铁樵应有之反应，当然是对《内经》进行深入研究，也就是在给余云岫回信中所说的“澈始澈终，明了其理”，“使今之中医先对于自己的学说了了”。这事情当然不可能仓促之间完成，所以在《灵素商兑》出版五年后，也就是1922年，方有《群经见智录》的问世。全书约4.1万字，勒为3卷16个部分。

“《内经》发源第一”、“《内经》成书第二”及“《内经》读法第三”意在正本清源，提倡用怀疑而非盲从的眼光去读《内经》。因“今本《内经》为王冰修改之书，王冰之前，必更经多次集合与删节”，即从今本《内经》读来，其中已含有春秋以前、战国时人、西汉人三种文字。《内经》错简甚多，后世注家曲解、误释者亦不少，故“当博考唐以前医家之学说，以推求《内经》之旨趣”，并当以施诸实用为读《内经》目的。

“《内经》之总提纲第四”，恽铁樵认为“奇恒回转”可为《内经》之总提纲，倘此处不能了了，即全书不能了了。奇恒之道在于一，则“一”又为总纲之总纲。而张志聪、王冰的注解都不能尽如人意，欲明白此“一”字，非求之《易经》不可，故接下来“《易经》第五”、“余之太极第六”及“《内经》与《易经》第七”三个部分着重探求易理、太极，及其与《内经》的关系。恽铁樵认为《易经》并不神秘，其基础就在四时阴阳变化，《内经》也是建筑于此基础之上的。由太极而生八卦，进而演绎六十四卦，这中间已蕴有万物变繁、物竞天择、新陈代谢的道理。

“五行之研究第八”针对近代以来五行颇受人诟病的现状，认为其并无虚玄，乃是四时的代名词，五行生克也是基于四时阴阳更替而言。“四时为主第九”则进一步认为，人体气血运行以四时为法则，《内经》所谓五藏并非解剖学意义上的五脏，而是“四时的五藏”，由此才有中西医不同病理认识的明确界限。而所谓“道在于一”，就是使吾身藏府之气与天地运行之气合而为一，即顺四时阴阳变化之序，才能疾病不起，尽终天年。

在“甲子之研究第十”中，恽铁樵花费大量心血计算太阳、地球、月亮三者的运行规律，发现“地绕日一周，较气候年多五日强；月绕地十二次，较气候年少六日”，这种日五而月六的差异就导致了气候的不齐，甲子学说正是为解决不齐问题而设，天干十、地支十二、“天不足西北，地不足东南”的说法皆由此而来，甲子合五行似亦可从此给出差强人意的解释。

“扁鹊医案第十一”、“仓公医案第十二”和“仲景《伤寒论》第十三”三部分内容，分析了《史记》所载扁鹊、仓公的五个典型医案，将《内经》治法与《伤寒论》进行互证，强调“欲知仲景时之《内经》真相若何，自非研求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，更求之古医案之见于古史者不可”，并示人以古人如何切实《内经》的范例。

“标本中气之研究第十四”认为，六气标本从天运来，由此可将三阴三阳与四时阴阳变化有机统一起来，似可了结这一千古聚讼不决的问题。“七损八益”同样是个众说纷纭的难题，恽铁樵在“七损八益第十五”中认为此语足以当作《内经》理论之的要点，即顺自然，调阴阳。

“《灵素商兑》第十六”是恽铁樵在深入检讨中医理论体系自身，澄清《内经》当中这些根柢性问题之后，集中笔墨对余云岫挑战的正面回应。首先承认当下《内经》研究的衰微境况，中医人固步自封的弊病，但“《灵素商兑》所言者，未能抓着痒处，即《商兑》亦有可商之处”。余云岫对阴阳五行深恶痛绝，此不必强辩。若引《素问》“古者治病，可祝由而已”一句论证《内经》的荒诞不经，则此引证本身即属断章取义，“《内经》固为纯粹的科学，不言祝由；即祝由，亦未便是邪”。针对余云岫对阴阳的责难，恽铁樵认为《内经》所言“天”是无意识的天，并非神道设教；而对于生命的认识，则“中西医皆立于同等地位，皆未能勘破此神秘也”。至于《内经》之五藏，并非解剖的五脏，乃是气化的五藏，故不能用解剖学知识来证《内经》之非。

总之，《内经》本身确有种种不可解之处，在这些地方要懂得活看，而不能死于句下。治中医者不能仅将《内经》当做学问的止境，应当兼涉当下其他各科学问，前提当然仍是应对自身学理明了，方能真正增辉于中医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论争无可观，余韵费思量

《灵素商兑》与《群经见智录》（学苑出版社2007.4出版www.book001.com）两书主要内容即如上所述，依照思维惯例，像这样一场影响甚远的笔墨攻守战，总该有一些值得品评的论争焦点吧？诚然，余云岫批驳《内经》“无有一节可以为信”，恽铁樵起而应战，著有“吾欲说明《灵素商兑》无损于《内经》，亦非于《商兑》加以诋毁”如此这般文字，若将这些内容算作论争焦点的话，则《群经见智录·<灵素商兑>第十六》已经表述明白，不必赘言。若仅止于此，则这场论争并无甚可观，因为余恽二人都认定对方“未能抓着痒处”。然而，这场论争所以能引起持久的关注，正因为其不止于此。

余云岫从阴阳五行、藏府经脉、病变病原和切脉四个方面论证《内经》一无是处，其核心指导思想是“以今日之学问绳之，则与此异矣”。 中西医本源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、话语体系，若以其中一种为金标准去衡量另外一种，势必会存在诸多不通之处。犹如武大郎开店，伙计都不能比掌柜的高，简单、霸道姑且不论，难道所谓“金标准”就一定是终极真理么？余云岫用以诘难《内经》的西医知识，在今天看来，许多内容失于简单，甚至于谬误。这种情势之下，拥护中医的人往往会感情冲动，指责余云岫的浅见。然而，这种村妇对骂式的反唇相讥同样流于浅薄。

恽铁樵并无反唇相讥式的争辩，倒是藉着余云岫发难的时机，对他所认为的《内经》根柢性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，由此可见恽铁樵对话语主动权的微妙把握。余云岫以一个“真理在我”的挑战者姿态发话，自然是盛气虎虎；恽铁樵作为一个被动的应战者，不作“村妪之骂人”，而是先求自身根柢明了。正是由于此，在这场论争中，恽铁樵对着力要点、思维模式、话语表述的选择，才能依然保持有自身的主动性，对于中医学术上的贡献也就不仅仅是一次口舌上的取胜。比如对《内经》发源、成书、读法的论述，突破了长期以来盲目尊经的痼习，开拓了新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；对易理、太极、五行的研究落实在四时阴阳变化上，摆脱了神秘、诘屈，让人容易理解和遵从；尤其是提出《内经》之五藏，非血肉的五脏，而是四时的五藏、气化的五藏，不单是对余云岫用西医解剖学知识诘难《内经》的有力回应，同时也是澄清了自《内经》起历代医家一直存在的认识及表达上的混乱，为以后中医理论体系的系统梳理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坐标。[①]

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此后的80多年中，也就是说直到今天，中医界都难得有话语主动权，在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寻找依据时，不得不费力地借助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。余云岫以西医为标尺衡量中医，将中医内容强行塞入西医知识体系，身为局外人时，我们会了然于这种研究方法的不当；当我们是局内人的时候呢？比如影响甚广的中医教材对阴阳五行、脏腑经络的阐述，诸多科研项目比如经络、脏腑、病机等方面，是否避免了余云岫式的错误？比如各领风骚没几年的黑箱理论、控制论、系统论、信息论等等花样翻新的理论，用以证明中医的先知先觉和博大精深，难道不也是余云岫式的错误么？中医界什么时候才能重现恽铁樵式的主动姿态和研究思路？

行文至此，无论内容 、结构，还是文章气势，都似乎可以就此结尾了，然而，心中尚堵有两大疑团：余云岫为什么汲汲于批驳《内经》，废止中医？中医存废之争为何如此引人注目？答案似乎要从这场论争之外去找，不妨再续笔墨，一探究竟吧。

........未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周鸿飞

2007年3月22日于南阳

huliqiankun@yahoo.com.cn